董金玲 | 逃离是唯一的出路
董金玲的人生历程和她的创作紧密连在一起。她经历过原生家庭的伤痛，选择去远方，寻找艺术与自由的真相。从连云港到云南，她跨越千里，在逃离中寻找自由。她远赴边疆，与自然伟大对话。在组建自己的家庭之后，成为母亲，也为她的人生和艺术带来一次次新的成长。她经历，她见证，她创作。
生活曾予她残酷的经历，而她报之以创作。格外诚实的董金玲，希望在作品里去掉虚构、虚弱、虚伪，她相信用艺术接近的才是更凝聚更本质的自己。
《黑暗是我的养子》是董金玲第一个完整的个展，隐晦、沉重的外在之下，是一个艺术家一步步叩问生命的过程：生命的本质是无穷无尽的繁衍与哺育，既受困于机制，又饱含希冀与新生。对董金玲而言，一件一件完成表演作品，也只是更简单地了解自己。
在她的创作里，时刻能看到一种制衡——黑暗与光亮，斗争与质疑，包容与抗争……在她的艺术世界里，这些状态并非对立，而是一种共存——黑暗是为了光明的指引，生死亦是互为终点的辩证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强调反抗与斗争的艺术家，却总在其作品中流露出一种随遇而安——这份抗争是真实的，在艺术获得的和解也同样是真实的。
和董金玲的采访是一次富有意义的对话。我们谈到与个人成长伴生的艺术创作，如何面对生活的平凡，如何在反抗之中获得自由，亦谈到艺术家眼中女性的伟大——
“每一位女性都很杰出。”在董金玲看来，女性具有一种惊心动魄的内在生命力，“今天的女性求知欲和投资自己的愿望都比男性强。女性只要在承受中往外迈出一步，必然动人心魄。当然，我们也得爱男性，不是女性需要他们，而是彼此需要。”
大部分人提到故乡，会认为是寻根，是港湾。但您对故乡的感情似乎很复杂，故乡是您想要逃离的地方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？
董金玲：逃离是唯一的出路。我从小就能感知到生活在海边，以渔业为生的祖辈貌似困在一个很坚固的秩序中，好像生命有种着确定无疑的特质。与海面开阔，海风自由完全不同。道德、伦理和世俗捆绑在一起，必须很坚韧，甚至无情才能面对生活，如果被迫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在这里生活，必然会融化在无法幸免的绝望中。
从连云港到云南读大学，为什么最终决定以艺术为业，成为艺术家？
董金玲：我的每一次逃离都是为了接近自由，是对秩序和群体的拒斥。在成为艺术家那一刻我意识到是艺术选择了我，而不是我决定以艺术为业。因为成为艺术家是最接近自由的一种选择，能用创作的方式克服秩序和自身的局限。现在作为职业艺术家，我的创作方式和对职业的态度可能跟大多数艺术家有些差异，这是我在接下来要慢慢解决的问题。也就是创作之外，怎样将作品更好地投入到合作中。
离开故乡，2010年在北京郊外完成了第一件作品《大椅子》，冷风、法官椅、黑色和裸身的您，当时想要用《大椅子》阐释怎样的心境？
董金玲：从连云港到昆明，从乌鲁木齐到北京，从求学到成为自由创作者，感受到非常具体自己无法左右的残酷性。大椅子对应了冬天北京郊区的荒凉和来自父权的压制。成年后我跟父亲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，拉锯中几乎两败俱伤，在当时完成这样的一次行动是我迫切的精神需要。讽刺的是大椅子是父亲联系当地的木匠帮我打制的，倒成为这件作品温暖的背景。侧面能看到中国人家庭情感的深度和复杂性。子女只要想有所作为，不论做什么，都会得到家人的支持。如果不“上进”，日常中还不给父母表面上的“恩惠”，关系就会很糟糕，像欠了债一样。
《大椅子》，行为影像，4:3 彩色标清，23’07”，2010
《椅子》，布面油彩，60x90cm，2017/2018
您的作品里，一直能看到一些对抗，同时也有某种随遇而安。能否讲讲您身上的这份随遇而安？
董金玲：可能来自我对未来的期许，也就是我有很长远的对自己作为人的一个期待，这个期待建立在我艺术家这一身份上的。我也有些抵触过早地进入市场或学术系统。至少我先得沉下来，不用急着生产作品，更不用非得跟当下发生关系。这让我比较笃定，对展览系统中的发声保持一种相对低调的状态，即使参与其中时，也倾向于让作品去寻找观众。我也不会督促自己一定要在一年内做多少作品，或参加多少展览。但只要决定做，我会付出尽可能大的时间、精力和物质成本。
您曾提到，“身体是行动的雕塑”。雕塑的客体性和身体的主动性之间，是怎样链接在一起的？
董金玲：通过观念链接。跟大多数观念艺术家一样，我也是先确立方案，然后实施或完成作品。所不同的是对我而言观念和实现的方式和结果同等重要，只是先有观念。有我的身体参与的作品中，雕塑的客体性和身体的主动性之间是互换的，有时身体的客体性更强，而“雕塑”性又是流动的。
《我从深处求告》，行为、图片，2019/2020/2021
《一匹马的贞洁》是您本人寄予厚望的个展。对您来说，马的意象，意味着什么？
董金玲：马是我成长记忆中缺失的部分，也是我极力弥补和接近的部分。马的相貌、体量和寓意对我来说具有明确的象征意义。身首异处的汉白玉大马是我看到的“真实事件”，马代表了一个群体，本可以骄傲但很无辜的个体。冠军马的腿和散落在冰面的心脏隐喻了我心理层面的现场。
《一匹马的贞洁》，德萨画廊，北京，2018
日常生活中，哪些瞬间会激发您的灵感？关于艺术创作，有没有什么内核、表达方式是您一直想要去探索的？
董金玲：长期的承受日常和对社会事件的阅读中我会产生表达的冲动，然后跟盖房子一样，一点点推进，直至完成作品。作品的内核是很难用语言描述的，我会对某种意象的作品比较看重。我要探索的还是彻底、真实和诗性，主要通过行为、绘画和动画。
您曾说，「我感谢所有的遭遇，也感谢日常中的苍白和喜悦。」作为艺术家，日常的苍白也可以是灵感的一部分？
董金玲：大部分日常是苍白的，没有惊喜和灵光。在这种苍白中时间无情流逝对生命来说是一种很尖锐的讽刺。我会认真地研究这种讽刺。相比灵感，我更信任经历和承担。我的作品是在经历生命的同时，主动地去承担我要追寻或笃信的东西。
《龙之三部曲》，三频影像，4K，彩色，有声，16:9，4分30秒（单屏幕），2022
对您来说，家庭意味着什么？组建自己的家庭后，会对原生家庭里发生的种种，产生别样的情绪吗？
董金玲：家庭是相对安全生活的场所。我组建的家庭基本上治愈了原生家庭的种种问题。对创作者来说，家庭只是一个阶段吧，日常苍白中能找到些许温暖的地方。本质上人是孤独的，最深邃和最根本的死亡，就是在孤独中死去，在这样的时刻，你会与生活、微笑隔绝，除了世界的虚无和自身的虚无，没有任何东西。婚姻本身是一种比较腐朽的体制，大部分人因惯性因惰性因缺乏独立思考而生的自我抹杀。所以，我不会用婚姻观来左右我的生命，即使在婚姻中也更强调自己和对方的独立性。
成为母亲，给您的创作带来了什么？
董金玲：对创作来说就是多做了一件作品，通过作品构建了一个象征界的我，并给了我以此审视自己和生命的机会。可能因为星座或性格的原因，孩子的养育没有对我造成任何障碍或困扰。有时候从他写的故事中我能读到很惊喜的东西，感觉到人很神奇，在成长中进行着疯狂的蜕变。
只选择用一侧乳房进行母乳，是一次怎样的艺术实践？停止哺乳后的第一天完成《董金玲》的作品，您怎么看待以自己为名的这个作品，是某种仪式感吗？
董金玲：是反抗。我在行使了作为女性使用子宫天赋的权力后，又对这一权力进行了反驳。其中一个乳房要留着，不能用来养育，哺乳。千百年以来，人类为了让女性心甘情愿地生育，过度美化“母亲”这一形象，显然，这是阴谋。我虽没能避免，但必须要反抗，哪怕只用局部来反抗。我用我的名字命名是因为我以艺术的方式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形象。《董金玲》这件作品中身体、灵魂和艺术凝结在一起，身体变形像这次凝结后留下的残骸，对我有着纪念碑一样的意义。
《黑暗是我的养子》（2017）中包括了4组作品《点名时间》《哈哈 黑暗是我的养子》《董金玲》《赤地千里》，呈现出一种生命轮回的感觉：自生命之始直至死亡，期间是人向死而生过程中的不停的抗争。对您来说，黑暗和光明，死亡和新生，斗争和哺育这些是绝对对立的概念吗？
董金玲：不对立，都是共存状态。光明中是不记得光明的，只有黑暗中才需要光明来指引；生，说残酷点，就是为了死，人只是为了怎么死而奋斗或挣扎；哺育本身就是斗争，与身体，与他者。《黑暗是我的养子》是我第一个完整的个展，隐晦，沉重。
《黑暗是我的养子》，陌上实验空间，北京，2017
《赤地千里》，布面油彩，28.5×33,5×4.5cm×14 2017
《点名时间》 ，16:9 4k影像，5’05‘’， 2017
《哈哈 黑暗是我的养子》 ，黄铜、铁、漆 ，150×150×160cm 180×80×55cm，2017
「一件一件完成表演作品，也只是更简单地了解自己。」怎样通过艺术更加接近自己？对您来说，艺术是与自己深层自我和解的过程吗？普通的女性，有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了解自己吗？
董金玲：用艺术接近的是更凝聚更本质的自己。把一层层的虚构、虚弱、虚伪等去掉后，裸露的真实才是我所追求的。
和解是建立在斗争基础上的，而深层自我需要通过斗争向本我和超我靠近。艺术是一个空间，容纳斗争与和解。我很庆幸有这样一个空间，只要我愿意还可以打破这个空间，这是我热爱艺术很重要的一点。
我身边的女性都有强悍的一面，不管她们是艺术家还是普通工作者，只是大多数女性不以分享或创作的方式了解自己，而是用更私人的手段。当你深层了解每一个女性时，不会发现任何她“普通”的地方，不论是母亲还是妓女。恰恰相反，几乎每一位女性都很杰出。尤其是今天的女性，求知欲和投资自己的愿望都比男性强。女性只要在承受中往外迈出一步，必然动人心魄。当然，我们也得爱男性，不是女性需要他们，而是彼此需要。
Credits
撰文：何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