闫冰：荒野是所有人的故乡

撰文：闫冰

编辑：陈颖

银川当代美术馆今年的展览计划，除了提出在地性概念与艺术的关系，也提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迁徙出西北五省的艺术家，在异地生存、创作的脉络。这当中的逻辑，提示了目前在对西北的言说当中，在地环境与当代艺术的总体面貌之间的关系，依然有着一种绕不过去的紧密性。作为计划之一，群展“水之回响”目前正在银川当代美术馆展出，展览试图以水体形象为地区建立全新的想象，启示瞥见西北的新方式。

在刻板的认知里，西北始终给人“无水之地”的感受，沙漠、旷野和荒原，一直盘踞在人们对于这片土地的想象里，那么，“水”对于西北而言，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它与西北地区各物种的生命、生活、生计之间的关系，如何影响着西北的文化建构？在去中心化回归地缘价值的今天，西北艺术家要如何围绕在地性，建立起文化的自我意识，明确本土地域的价值？展览开启之初，打边炉分别从展览当中和展览以外，邀请了不同的策展人和艺术家，围绕他们对于西北的感知和思考展开讨论，后续将逐篇发布。

艺术家闫冰来自西北农村，土地和粮食对他而言，并不仅仅是创作命题，从他描写西北生活的个人感受开始，艺术就成为他穿过沉重生活的方式。在他的文字里，我们读到了人与“无水之地”之间真实的共存状态，家与记忆建构着他的所有，也成为了他的精神泉源。而作为我们，何尝不是因为读懂了从土地里长出来的艺术，才得以正视故乡。

从地理上，我们说的西北，是地球上离海洋最远的地区，降雨稀少。祁连山系的隆起，阻挡了印度洋湿润水气的北上，止步于青海一带。祁连山北边是开阔的，西北风大，土层薄，植被稀少，土容易被刮起，高高运送至陇东陕北山西一带落下，成为黄土高原的一部分，所以在西北会看到大面积的沙漠和戈壁滩。人们自古依河流和水源生息，河流枯竭或改道，人也就跟着迁徙。水少，植被就脆弱，植被脆弱，水就更难葆有，似乎是一个难解的循环。

只有在西北的茫茫戈壁，才会发现“绿洲”这两个字充满喜悦。在山地和丘陵地带，人们顽强地守护农田，只要有适量的雨水，就能生活下去。以我成长的天水一带来说，属于陇东的黄土丘陵地带，气候相对还好，但由于缺乏河流，无法灌溉，只能依赖降雨，所以处处受水的限制，尤其怕干旱。但人们早就积攒了很多节约水的办法和习惯，比如很多人一生没洗过澡，只是擦一下，比如洗过东西的水不会泼掉，而是沉淀清澈了留作他用等等。

九十年代中后期那几年，我十几岁，遇上西北大旱，干旱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，村庄周边的小溪和泉水都枯了，人们纷纷挑着桶去更远的丘壑里找野山泉，野山泉只有脸盆大小，里面也没有可称流动的水，只有一点点往出来渗的水，人们像找到宝藏一样寻过来，让水桶排着队，不分昼夜地守着。周围山坡的各种虫子也都围拢到泉边，跟人抢水，人会把泡死在泉水里一层虫子捞出去再舀水，小心翼翼，一点都不能浪费。有一个妇女在正午去挑水时，甚至看到一条蛇正伏在泉边吸水。蛇在西北是很少见的，那时也来到了光天化日之下。妇女远远站定，等蛇吸饱水离开了，才去泉边舀水，腿都软了。后来大家各自四处掏井，往大地的更深处掏，偶尔也掏出水来，大多都持续不久就枯竭了。

我曾在泉边跟邻人谈起我的担忧，如果持续这样旱下去，我们是否要迁徙，能迁徙到哪里去呢？那几年庄稼根本长不大，能出苗就不错，空气里都是焦灼的味道。苹果长到核桃大小就再也长不动了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不光是植物，整个生态也悄然有了变化，虫子疯狂繁殖，在盛夏吃光所有林子的树叶，密密麻麻像吊死鬼一样悬挂在空中，最常见的麻雀绝迹了好几年。

人心开始惶惶。村庙里在举办漫长的祈雨法会。午夜的巷道里有鬼魅一般的人影蹑手蹑脚走过，第二天各家院子里或门缝上就会发现传单，要你加入某个似是而非语焉不详的宗教。私底下有人在秘密传抄着什么。好几次看到路边两人在交头接耳，等你走近，他们突然不说了。果然，有好几户人家或明或暗脱离了亲族，撤下祖宗牌位，加入了其他教门，跟邻里疏远，生病了也不吃药，或是对着装面粉的柜子默念，希望柜子里的面粉永远吃不完。汉族和回族相邻的村庄，为了一眼仅存的泉水发生冲突，用的都是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手段，互戳软肋。你会悲哀地发现，人们面对灾荒时的反应一直就没变过，一些古老的蒙昧，竟能轻而易举的复活。到了九八年南方发洪水时，西北旱情已到了很严重的态势，人们围着电视看新闻里的滚滚浑流，惊讶水的恐怖，心情复杂，这种复杂难以共情。

消失的大河

再后来，山湾外的平川里有人挖了很深的机井，用大功率水泵把地下水抽上来给我们卖，这似乎是来自工业力量的拯救。我们就更换了工具，用板车和带盖子的大水桶去拉水，如此度过了几年。直到气候逐渐恢复，雨水增多，补偿给地面，泉水再次流出来。这都是我亲历的事，虽远不及老辈人传说中的严酷绝望，也仍然让我难忘。

干旱在西北从时间和地理上都是普遍性的。多年后我在西北游历时，在甘肃和新疆的不同地方都遇到过不少叫“一碗泉”，“一碗水”，“苦水”这样的地名，甚至在宁夏看到一个地名叫“喊叫水”，水与生活在那里的人的焦迫关系，可想而知。水的不足以及供给的不稳定，让人长期徘徊在基本的生存边缘，文明显得脆弱，看那些遗弃的村庄和早年荒废的城池就知道，这种危机感会印在人的骨子里，很难消散。

巨大的灾难通常会形成巨大的景观。我们经常会被某处地貌震慑，感受到某种巨大的力量，穿越时间去想象某一次造山运动的情景，通过崖壁上的土层联想一条早已消失的大河。西北的地理环境和历史纵深，让人恍惚身处时间的废墟，庞大而无遮蔽，生命赤裸裸地曝露在天地之间。

穿过生活的沉重

人的心理结构的建立，很大程度上跟地域有关。地域性于我的艺术实践，很难分清是情感还是背景，这可能是一个整体，里面有深厚，也有痛感，早已长在一起，一起随着我的生命往前推进，我也曾试图剖析，但没什么结果，当然只要审视还是会发现有些许的变化，这跟整个环境的变化有关，也跟理解有关。我一开始从描写我在西北生活时给我留下的感受开始，有刻舟求剑的徒然，但于我是必须的。

艺术是最轻的动作，足够私人和自由，能让我穿过生活的沉重，获得一些轻松和视野。在我过往的实践里，我发现每当自己感受到某些心理层面的东西，并且想要把它通过艺术语言建立时，往往会下意识地在熟悉的生活里找支点，或者起用某个跟我有深切关系的形象作为载体，这些形象大多来自我在西北的生活，可能是因为觉得可靠吧，但也有些许沮丧，感受到来自地域和以往生活的限制。

对地域性的理解和对抗，是我常有的纠结，而我希望我的艺术实践能让我超越这一切。所以艺术对我来说，是一种重新建立。作为一个个体，我这些年的实践大多都在回应自身与土地的基本关系。当然土地的概念是宽泛的。有时也会有挣脱的企望，所以会远行。走近或远离，往往是在面对同一个问题。

前年我去西北时，特意去寻访过几条著名的河流，像一个观光的外乡人一样。有一天在敦煌城外的绿洲，我遇到不少早年从甘肃东部迁徙过去的移民，村庄的名称一一对应故乡的地名，人们从哪里来已经完全不记得了，早已成为可有可无的传说。风把一切刮来刮去，这就是西北，根基浅薄，落地又能生根。而我游走在他们的村庄和农田之间，看他们用水库调节来自祁连山融化的雪水浇灌青苗，看着看着，竟弥补了我少年时代的农业遗憾。这种补偿我在其他地方很少获得。

我曾经在江西九江的大堤上看长江，那是九八年抗洪的地方，又想起当年的西北旱情，感慨滚滚长江都是水，更不用说海洋那种超级水体，这是两个维度的事。正视自身与土地的关系，这也是我艺术表达不能忽视的土壤和我面对的问题之一，它很肉身，每次回西北都是一次验证，我会留意这些变化。这个问题我不能扩展到我之外的人身上，如果他人没有遇到这个问题，那就没有问题。

所谓的“西北性”，只是一个外部观感，我并不附和。我对“当代性”也不上心，世界观不尽相同，总觉得还有更重要更迫切的事要我去做。

荒野是所有人的故乡

相对其他省份来说，西北艺术家做“当代艺术”的要少很多，这跟政治地理上的远和文化上的远都有关系，信息和潮流的传播显然要滞后，当然也跟西北的“大”和分散有关。我不了解早些年的西北籍“当代艺术”的情况，平常交往的西北籍艺术家大多是同龄人。西北辽阔，而土地相对贫瘠，除了几个大城镇之外，人的聚集性要弱一些，对生活的认知角度，与世界的比例尺各有不同，甚至每个人拥有的时间感也不一样，因而各自相对独立。

“西北”所具有的一些质地，本来就是自带的东西，也无需刻意明确和强调其价值，它是一种自然的存在。在对西北话题的日常交流中，西北艺术家之间会有高度的通感，说起各自牵连的历史甚至都有一种幸存者的深沉和戚然，但在各自的艺术实践中又展现出不同的面向，我欣赏这一特点，这是一种骄傲。在一些西北籍的音乐人和作家身上，也体现出了这种品质，大家各自提供了走入西北或走出西北的路径。

正是有着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，以及生长在其间的人对历史纵深和时间感受上的差异，西北还没有被完全拉平，这是它的现存魅力之一。当然西北并不是过去式，它是活着的正在进行的时空，并非是荒野。至少在我这里，西北依然是精神上的一眼“泉”。

今天我们在说“当代”的时候，会默认所有人在同一个时间横线上，把人和时间扁平化了，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，每个人身后的时间体量其实差异很大，每个人都是从各自的时间里走来。无数消失于风中或残存于荒野的历史遗迹，是人与残酷的生存之间短兵相接并试图建立文明的证据，给人以遥远的启示。

每年都有大量的人去西北旅行，去看那些遗址风物，除了游玩，也是有凭吊勇气的动因吧。人走向群体，摆脱孤独和寻求安全感，这是城镇和中心的源起。荒野是所有人的故乡，人对荒野有乡愁，这枚乡愁隐藏在人的基因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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